尽管摘掉了“新发地”的门头招牌，但郭达生鲜店的客流依旧大不如疫情之前。

郭达的社区生鲜店，在北京南五环边上，周边的社区基本都是千禧年后建成的，这个60平方米的小店，被蔬菜、水果、肉类和奶制品填满。

自新发地疫情爆发后，像郭达这样的商户火速撇开与新发地的牵连，不再像过去那样蹭新发地的金字招牌。此前，新发地代表着物美价廉，新鲜、便宜，可如今新发地菜篮子却谈地色变。

一夜间，北京数百家跟“新发地”有关的便民店被关闭、消杀，重启后却把“新发地”的三个字彻底抹去了。

不仅如此，在历经了这半年中找货、B端业务骤减、整体收入下滑以及转型自救的过程，这些零售业态最末端的个体户，本以为熬过了那段岁月就是柳暗花明，但现在却依然前途未卜。

或许，在这个不为大众所知的角落里，能窥探出商业社会的缩影。

01

新发地疫情，摘牌的菜篮子

时间倒回到6月11日，郭达突然收到新发地供应商的信息，告诉他新发地发现疫情，近期无法给门店正常送货。正当他想去了解怎么一回事时，铺天盖地的新闻就爆出新发地牛羊肉大厅关门，之后蔓延至整个新发地市场。

虽然郭达近期没去过新发地，但他每天都跟新发地送货的供应商有短暂的接触，得知疫情发生后，他立即到附近医院做了核算检测。

在等待结果的几天里，郭达像一个成熟老练的公关，为自己的门店和新发地当起了“新闻发言人”的角色。

6月12日，新闻中报道新增病例有新发地活动轨迹，并要求全面排查去过新发地的人后，郭达第一时间在群里告知大家，自己并未去过新发地，所有的商品都由供应商配送到门店中，还附上了跟供应商的合作协议，大家可以放心购买。

但这波操作好像没有太大用。

微信群友的质疑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主要集中在是否跟新发地人密切接触过，为何店还在开等敏感问题上。郭达则是一遍遍强调没有接触，在等核算结果，店内每天都有消杀。

“这几天很难熬，门店客流少了75%，收入也在减少。不少人走过店门口还会特意整理下口罩，好像这个店和我都有病毒。”郭达苦涩地回忆。

尽管如此，他依然镇定的做着能让自己更坚强的举动。

当新闻爆出“海鲜”品类可能是病毒源头时，为了与其避免关联，也为了提振消费者的信心，他在群里晒出肉类检疫票据，而消费者对这些俨然已不在乎了。

或许是生意人的敏感和做买卖的天性，在等待核算结果的这段期间，郭达想好了预案，应对这次新发地的“黑天鹅”带来的苦果。

三天后，郭达拿到核算检测阴性的报告后，第一时间在群里告知“老顾客们”结果，并宣布接下来门店将会更改名字，老板还是他。郭达还告诉大家，在这期间，他又联系了北京其他批发市场的供应商，马上会有新鲜的菜到店。

令郭达没想到的是，改名字这件事激怒了消费者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再次“质问”他：如果没有疫情还会改名字吗？改了名字就跟新发地没有关系了吗？

“大家就像介意新发地一样”。郭达称。只是这一次，郭达选择了沉默。

新的门头还没有挂上，过渡期的门店用一块布遮盖上“新发地”三个字，撑着。

而微信群再此响起时，是郭达晒出核算报告的第三天，也是他“满怀期待”更换商品供应商和门头开业的前一天，“本店接到商务部通知，要求闭店消毒整改，开业时间另等通知。”

也许是“感受了”老板的苦衷和不易，微信群内的画风突然变成了“加油，一定能扛过去”等打气的言语，去支持郭达。

然而，三天过去了，依然没有门店的开业消息，反而在不远处的另一家“新发地菜篮子”已经贴上了转让的通知，但这天新增“新发地”疫情的相关人数已经降到个位数。

郭达的微信群内的连续几天没有更新最新的新发地信息，门店也是大门紧闭，也许彼时，他更担心的是自己该如何撑下去。

02

差异化

如果不是“新冠”疫情将新发地推向舆论中心，郭达的生鲜店应该不会改名，至少不会着急改名，毕竟新发地曾是这家社区店的金字招牌。

三年前，郭达缴纳了5000元押金加盟了新发地社区店，不仅门店更改为“新发地菜篮子”，还有集配中心帮忙采购、配送，除了每月缴纳几百元的商标使用费，还额外支付采购及配送费。

类似郭达的这种店面，打着新发地名号的菜篮子近两年在北京各个角落开枝散叶，由于其规模较小、经营灵活、适应面广的特点，成为个体户生存的“首选”零售模式。

据了解，“新发地菜篮子”社区店并不是新发地运营，而是缴纳一定费用，接受新发在采购、选址、配送、营销等方面的培训，并给出一定的开店运营建议。

加盟新发地菜篮子之后，郭达确实轻松了许多。

不需要再起早到15公里之外的批发市场进货，剩下的时间和精力他可以用来整理门店、货品以及研究消费者。

因为需要额外支付采购和配送费，郭达的商品成本自然比其他自主进货的门店高了些，但消费者对生鲜价格又过于敏感，用郭达的话说，菜比临街贵几毛钱就没人买了。

所以郭达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将供应商送来的毛菜在门店后面先进行好、中、差筛选，将品相好、品质高的挑出来再加工、清理一番，最终在价格上与毛菜形成差异。

在门店内，经常可以看到：一边，是带泥的土豆；另一边，是经过清洗再摆上货架的“净土豆”。

起初郭达也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，没想到净菜果然更受欢迎，毛利也得到提升。

这家店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再加春节的疫情，在前置仓断货、抢菜难，超市人流聚集、风险高时，社区店撑起了一片天。但这一切随着疫情的爆发被波及，此前的“新发地招聘”成为如今的压力，累积的资源成为负累。

相比之下，距离郭达“新发地菜篮子”1公里之外的生鲜店老板老李，则幸运的多，因为他的货源不依赖新发地，在这次疫情中老李躲过了一劫。

“新发地太大了，我转不过来，都去大洋路农副产品市场进货。”在老李的店门口停着一辆五菱宏光面包车，每天凌晨四点钟，简单洗漱后，他就会驱车到10公里之外的批发市场。除了自己卖的，老李还承接了周边几家餐饮小店的“采购员”。

为附近餐饮店“代采”赚差价，是老李这间30平方米社区店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，“我这里的菜是周边最便宜的，周围餐饮店都跟我合作”。

而在消费者端，老李也慢慢摸索出来“门道儿”，菜和水果（老李的店）没有优势，就选择在肉类上进击。他坚信，在肉品类上，现在人吃的少了，但吃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品质较好的。

这半年，老李潜心找好品质的肉类供应商，“如果供应商断货我宁愿不卖”。

回首看到这些身处社区店的个体户们，他们并非靠价格低或者新品多，也不是靠富丽堂皇的装修吸引，而是长期共存于最后一公里所形成的信任关系来维系着小店，得以长久经营。

03

竞争者

郭达们的社区店，并不是周边居民消费者唯一的供给零售业态，在这个社区周边，还有两家传统连锁超市和一个菜市场。

据北京市商务局2019年发布的“北京生活服务业网点电子地图”，全市大概有27.4万个生活服务业网点，包括蔬菜零售、便利店、早餐店、洗染、美容美发、家政服务、便民维修、快递等。

在这超过27万的门店中，连锁品牌门店只是极少数，绝大部分是遍布街头巷尾的个体户小店。

新发地疫情后，社区店的货源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，而周边超市的客流肉眼可见的增多。一些此前很少去超市买菜的消费者都换了阵地，以往不需要排队的超市果蔬称重处，也排起了长龙。

与社区店“分庭抗礼”的，还有无处不在前置仓，郭达所辐射的社区，在今年已经被每日优鲜、叮咚买菜和美团买菜完全覆盖。

而郭达看着由于小区封闭在门口等待的配送员，时常思考自己还能有机会做出改变吗？他们虽然彼此是不同的业态和商业模式，最终的目的却是一致的：服务最后一公里内购买生鲜的消费者。尽管市场大，但终归有限。

如果是两个月之前，郭达还有信心能将店做好，他不惧超市和前置仓，因为他觉得社区店比传统超市灵活，又在货品和价格上，比前置仓更有竞争力。

而如今，郭达不敢想象下个月会是怎样的情景。

老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半年前，与他合作的周边餐饮店是5家，疫情之后只有两家，而采购量也减少了一半，老李望着远处贴有转让的餐饮店铺，满脸无奈。

郭达和老李都是北京个体社区生鲜店的生存缩影，在他们不足百平米的小店里，曾经用上很长时间去探索零售的经营模式和差异化，来与被巨头庇护的“新业态、新物种”之间抗衡，只是生不逢时。

04

希望

7月份，郭达的生鲜店挂上了新的门头，客流和业绩也恢复到七成，新发地疫情的新增人数也寥寥无几，一切都要恢复正常。

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客流和现金流，门店要靠现金流支撑，而社区店最后一公里生意做的就是一份信任，过去这份信任被外界“打破”。

接下来，郭达还计划将门店的一部分出租给别人，减少房租压力的同时，也能丰富这家门店的品类，他没有限制一定要卖什么，当然是肉类最好，以便形成互补，而自己主要卖蔬菜和水果。

还在微信群开启了拼团，每天选择五个商品发到群里，第二天自提。拼团的价格低一些，自提的模式也能为门店再引流。

拼团模式刚刚起步，每天多的时候能有20单，他想着以后还能跟周边的餐饮店、服装店和茶叶店合作，毕竟他有社群，赚取一些广告费，或许能作为生鲜拼团的延伸商业模式。

“新气象”的门店还增加了到家业务，主要是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当他们给郭达发个信息，郭达就将货品统一送到所在的小区里，当然会先做好防护措施。

就这样，郭达在一点点重建“丢失”的信任。

从春节到现在，郭达一直坚守在门店，看到了消费者这半年的所有变化，一步步对应做出改变。只是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56天无本地新增病例之后，“灾难”落在自己的头上。

如今，郭达在“尽力”挽救过去一个月所失去的顾客，他深知在一线城市的社区店受压于房租和这些巨头，并不好干，有可能这个店被其他人看上，他就会被赶走。

但他依然不想放弃，可能有一天会回到家乡，计划在县城开一家生鲜店，把试错过的经验带回去接着干，但这是他最后的退路。

2020年，是线下门店的寒冬，特别是对这些个体工商户而言。尽管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在赚钱，但还是躲不过这场灾难。

来源/灵兽（ID：lingshouke）

作者/十里